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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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在“东亿文化艺术节”“再生·摇滚”艺术沙龙上,著名音乐人梁和平对话音乐制作人讴歌、独立撰稿人、音乐人刘浪,共同就“纠正与建构——中国摇滚何以‘再生’”话题展开讨论。涉及内容包括崔健对于中国摇滚的意义、摇滚精神、摇滚乐的评判标准、中国摇滚乐浮沉的背后原因等等,期间警句频出,让我这个摇滚小白受益匪浅,同时也对摇滚乐产生了兴趣和敬畏。
当谈及崔健对于中国摇滚乐的意义时,梁和平老师这样说:
崔健对于中国摇滚乐的意义,不在于他第一个演唱了摇滚乐,或第一个把摇滚乐带入中国,而在于他借用摇滚的形式,开启了中国人对“自我”意识的觉醒。
崔健第一盘专辑发行的年代,是一个“自我”、“个性”被压抑的年代。对于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以及几十年政治专制的中国,“自我”和“个性”是非常奢侈的东西。崔健的音乐,使听众对“自我”有了重新的认识。
据某位专门研究崔健的外国学者统计,崔健第一张专辑里出现了150多次“我”。可以这样说,在崔健之前,中国没有个性的“我”,都是群体概念的“我”。附属名词的“我”比较多。崔健开启了“自我”。他就像但丁一样,用摇滚乐纠正唤醒了中国过去丧失了的人应该有的“自我”。
讴歌,音乐制作人。1989年组建“面孔”乐队;1997年与陈劲、晓帆组建“译“乐队,其后窦唯参加乐队担任主唱并开始共同创作。曾作为王菲、许巍、李健等知名歌手音乐制作人。
当谈及摇滚精神的时候,嘉宾讴歌和刘浪这样说到:
摇滚乐是一种信仰,是一种生活方式,所以,内心深处最干净的一块地方留给了摇滚乐。 ——讴歌
摇滚精神是一种尊严,能够给予一个人特别强大的动力,鼓励支撑人们走下去,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。只要摇滚精神和尊严还在,中国摇滚乐就可以再生。 ——刘浪
刘浪,独立撰稿人,音乐人,音乐评论类文字常见于《通俗歌曲》、《我爱摇滚乐》等业内报刊媒体,散见于《甲克虫》、《信息时报》等业内外报刊媒体。
当谈及摇滚乐的评价标准时,梁和平老师说出了他心中的“三字经”。
他说自己评判摇滚乐好坏优劣的标准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。第一个字是“灵”,即歌曲内在的灵魂和精神。这点主要体现在歌词上。歌词是歌曲的内涵所在。第二个字是“乐”,就是歌曲的音乐部分,它是歌词飞向听众的翅膀。第三个字是“声”,代表了歌曲的最终呈现,包括乐器的演奏、歌手的演唱等。
好的音乐作品,都会给人以启示,而非空洞无物,不知所云。任何一首好的作品,都必须是“灵”、“乐”、“声”的有机统一,三者缺一不可。
梁和平,前中央乐团独唱、独奏家小组成员,担任键盘演奏及作曲、编曲工作。80年代开始成为活跃的音乐人和独立意识极强的知识分子,梁和平是北京摇滚圈最早的一批实践者,曾与崔健合作,是崔健最早的乐队键盘手。梁和平也是何勇《垃圾场》的制作之一。
当谈及摇滚乐优劣背后的原因时,梁老师将其概括为——动机目的决定结果。
他说,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,都要追溯内心深处的动机和目的。这是我们获得最终结果和取得社会价值的指引和凭据。一个人搞摇滚乐,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,也可能是为了时髦时尚,得到他人追捧,还有可能是需要一个表达内心诉求的窗口。这三种人做出的音乐,一定是三个不同的层级,带给人们的感触也是天壤之别的。
“东亿文化艺术节”纠正与建构——中国摇滚何以“再生”沙龙实景图片。梁和平(右一)、讴歌(中)、刘浪(左一)。
当谈及中国摇滚乐现状的时候,梁和平老师这样说到:
中国摇滚乐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,由几支摇滚乐队发展为现在成百上千支乐队。发展情况有好的一面,也有不尽人意的一面。对于不好的一面,在过去,我们的态度通常是“批判”、“推翻”、“打倒”、“摧毁”,这的确很痛快,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,“纠正”与“建构”才是积极的理念和态度。
现在很多人一谈到现状,就拿出一大堆无奈的理由,说这个世界不要再谈什么理想,理想是不存在的。似乎这些理由都挺充分的。但是我觉得,如果说我们今天拿出许多理由来搪塞,那就太丢人,太枉为人了!
如果我们对于现状感觉无力回天,感觉“就只能这样了”,那的确是可悲的。面对现实派的百万大军,良知派即使只有十万,也要想办法打赢战役。相较于在物质匮乏时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来说,我们缺的不是经济实力,而是内心那种对于信念的坚守。只要不被消灭,就要保存内心的良知,做人应该做的事情。
沙龙最后,梁老师语重心长地指出,当下是一个追求娱乐化的、无聊的、浮躁的时代,归根结底是大家的文化底蕴不够。人们因为内心缺乏内容而感到空虚,就像漂浮在水里的塑料袋,思想空洞而随波逐流。
种什么因,就会结什么果,对于未来,梁老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。但在这份忧虑中,又保有着乐观和希望。就像梁老师在结尾时所说的那样:新的东西终将诞生,老的东西终将逝去。由衷希望,事物更新,不变初心。在纠正和建构之间,一些蕴藏在旧事物中的精神和内涵,可以在改头换面后,焕发青春,获得“再生”。